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此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范畴。简单地说，国家治理就是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国家治理的内涵极其丰富，可以从多个视角去观察和理解。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国家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所有国家权力机构的公共管理活动。从国家治理的范围看，国家治理既包括中央或全国性公共权力机构的管理活动，也包括地方公共权力机构的治理。从政治体系的角度看，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除了上述不同的角度外，我们还可以从治理要素或治理对象的角度分析和观察国家治理，例如将国家治理具体化为生态治理、安全治理、应急治理、网络治理、数字治理、金融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全球治理、城市治理和乡村治理等。其中，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代中国，城市治理对国家治理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类不仅是“政治动物”，也是“城市动物”(urban species)。无论从考古的发现，还是从文字的记载来看，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并且一直引领着人类文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视作传统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传统政治学以国家为核心，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甚至还没有出现“国家”(state)的概念，而只有“城邦”(city)的概念。显然，城市产生于国家之前。虽然从国家产生之后，国家便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然而从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模式来看，即使在国家产生之后，城市也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共同体和经济发展平台。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城市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其对人类文明 (Human Civilization) 和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意义再度受到重视。正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 (Benjamin Barber) 所说的，如果说19世纪是帝国的世界，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那么，21世纪便是城市的世纪。从世界人口的比例来看，全球总人口超过了80亿，其中近60％的人生活在城市之中。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平台，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意味着现代化。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不仅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而且同样也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化历史的奇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21世纪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大加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高潮。官方的人口统计表明，1949~1978年，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80％以上，其中 1960~1978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始终保持在82％左右。换言之，这18年间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在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口比则迅速提升。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居民占总人口比例首次降到80％以下，1996年进一步降至70％以下，2003年再降至60％以下，2011年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逆转，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降至50％以下。在1978~202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9.3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67％左右。45年间以年均高于1％的速度推进城市化，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为世界历史所罕见。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人口比例的历史性逆转，对于中国城市化历史和现代化历史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2011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6.9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6.57亿，标志着中国人破天荒地从以居住在农村为主开始转为以居住在城镇为主。
其二，城市数量急速增加，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在短时期内快速涌现。各类城市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23年的694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97个。市域常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已达276个，其中城区常住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已多达175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1157个，在全国38741个乡镇级区划中，建制镇比例达54.6％，已经超过原来的乡级建制单位。随着城市数量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生活在城镇之中。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形态，以乡村生活为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其三，一批特大和超大城市在短时期内快速涌现，其数量之多，人口规模之大，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23年底，市域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89个，市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有29个；市域人口超千万的城市有18个，市区人口超过千万的有10个。中国大城市数量之多，在全球市布局中尤其令人瞩目。据《2022年世界城市人口统计》 的最新数据，全球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共有100个，中国占21个（不包括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全球人口千万以上的城市共45个，中国占12个 （不包括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二者分别占全球同类城市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之内，涌现出众多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这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更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国家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现象。
其四，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全国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19个庞大城市群。这19个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呼包鄂渝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国家将上述19个城市群分为三类：一类是最发达的 “优化提升城市群”，它们集中了中国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特大城市，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二类是需要“发展壮大”的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5个城市群；三类为需要“培育发展”的其他9个城市群。这 19个城市群不仅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引领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也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域特征，代表着中华文化一体多样的特性。
现代化与城市化相伴随，城市化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之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迅速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一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自然聚集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成本—效益最大化效应、资源最优配置效应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大城市更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强大引擎。无论是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还是居民物质生活、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等方面，中国的特大城市均明显领先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排头兵。不仅如此，城市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 “晴雨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驱。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晴雨表”。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绝大多数先进经验，如“一站式服务”“最多跑一次”“居家养老”“智慧社区” “阳光政务”“绿色GDP”“开放式决策”“即诉即办”等深受居民欢迎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大都来自特大城市的创新实践。从专业评估政府公共治理的著名奖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和“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获奖项目的地域分布来看，特大城市的获奖项目明显多于其他区域。在历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中，获得５个奖项以上的区域几乎清一色是特大城市，它们依次是：深圳市16项、北京市9项、上海市7项、重庆市6项、成都市和青岛市各5项。从历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的评选中，获得５个以上奖项的三个城市均为特大超大城市，它们依次是：上海市获得7个奖项、深圳市和成都市各获得 5个奖项。另一方面，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住房紧张、邻避现象、风险集中、贫富分化、安全缺失和社会不公等国家治理的病症，在特大城市中也同样更加典型。以收入差距为例，2018年，“特大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4。同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7。特大城市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驱。城市治理创新的趋势，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治理创新的趋势。从中国与世界各国城市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看，城市治理创新有着以下这些普遍的趋势。其一，城市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治理主体多元化，除了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威机构外，企业组织、民间组织、社区组织和各种网络组织在城市治理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过去为政府所拥有的城市管理和服务职能，正在转移给其他民间组织和企业组织。其二，参与式治理成为城市治理的新亮点。随着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民间组织、社区组织和市民更多地参与城市管理活动，政府组织与市民组织的合作治理格局已经形成。公众参与贯穿于城市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重要领域，从城市规划、公共预算、市政建设、公共政策，到社区治安、社会服务和市民互助，都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与。其三，城市生活日益“网络化”和“智慧化”。新的信息网络技术日益成为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信息网络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样也已经改变了城市生活的内涵和形态。其四，城市自治化进程继续加速。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自治继续沿着两个方向推进：一是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城市作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共同体的自治化程度明显提高。城市从中央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限，市民的众多事务主要由市政机构负责，城市治理的地方化特色日益明显。二是相对于政府公共权威而言，市民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其五，新兴组织在城市创新中承担重要角色。除政府组织、市场组织、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依然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外，一些新的组织开始涌现并为城市创新带来了动力和活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企业和网络组织。网络组织甚至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组织的空间形态，从而也将极大地改变城市生活的空间形态和治理结构。
毫无疑问，城市治理创新的这些普遍趋势，不仅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角度加强城市治理的研究，不仅对于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也有着重大意义。
